中国产业创新升级与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2013-6-27 15:03:22 作者： 点击率：1602
追求产业结构的合理和升级是绝大多数经济体期望实现但又总是难以获得令人满意效果的目标。即使是被发展中国家视为判断产业结构状况参照系的发达经济体也常常不满自身产业结构的不合意性。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更具有迫切性，因为，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突出矛盾。党的十八大将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确定为现阶段最重要的战略任务之一，其中产业结构调整是其核心内容。
一、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必须基于科学的认识
产业和产业结构是对复杂现实进行抽象而定义的概念。在现实中，各种经济活动是连续性的，其间并无截然分明的界限。为了进行经济分析，可以按照一定的分类原则将具有替代性或共同特点的生产活动归之为某类“产业”，产业内各生产单位之间的关系称为“产业组织”；不同产业之间的关系就是侠义的“产业结构”。而广义的产业结构除了包括以上两种关系之外，还可以从技术特征上对生产活动进行分类，划分为“传统产业”、“高技术产业”“新兴产业”；或者从生产要素特征上进行分类而划分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资源密集型产业”等。
可见，所谓产业结构，实际上是按照一定的分类原则对各种各样的生产活动进行理论归类，进而观察和分析各类生产活动及其主体之间的关系，例如供求关系、竞争关系、投入产出关系等，还可以延伸到观察和分析各类产业活动同自然资源及环境之间的关系等。也就是说，观察和分析产业结构，实际上是对复杂现实进行抽象化分类和概念化构建，并借助于此而对经济活动关系进行观察研究。
在不同的国家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对于产业结构的关注角度和重点是不同的。例如，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最关注的是同一产业内企业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对于垄断、竞争、集中度、企业行为、市场绩效、大中小企业关系等的重视。计划经济和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等更关注的是不同产业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对工、农业及服务业之间、轻重工业之间、不同分类行业之间的比重变化及其不平衡现象等的重视。
总之，对产业结构的任何分类方法都是相对的，而且采用不同的统计方法有可能得到不同的分析结果。例如，采用第一、第二和第三次产业分类方法分析产业结构，可以选择就业指标，也可以选择资产指标或产出量指标。而计量产出量结构时又可以选择采用现价，也可以采用购买力平价等。采用不同的统计方式可以得到对三次产业结构（比例）的不同分析结果。所以，进行产业结构分析时，必须了解所采用的产业分类及统计方法的有效性和局限性。
以不同价格及就业人数计算的中国三次产业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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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产业 |
第二产业 |
第三产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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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价法 |
10.1 |
46.8 |
4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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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法 |
4.9 |
40.5 |
5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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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人数 |
36.7 |
28.7 |
34.6 |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专家根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和世界银行的数据计算。
实际上，目前尚没有一套能够精确反映产业结构真实状况的指标体系，因为，这实质上是一个采用“间断性”概念描述“连续性”现实的问题。所以，在分析研究产业结构问题时，首先必须有科学认识。尤其是在实际经济工作中，切不可以将追求某种统计数字（例如，硬性要求某种产业达到一定的数量比重）作为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绝对化政策目标。由于产业结构是一个复杂而具有密切内在联系的复合有机体，而不是拼图式的平面板块。调整产业结构的实质是对复合有机体的调理和培育，而不是对板块式组成部分的任意组合拼装。所以，必须从具体国情和地情出发，科学实施产业结构调整战略。
二、中国产业结构问题产生的历史原因
判断产业结构是否合理取决于一定的客观相对关系以及发展目标选择。这种相对关系主要包括：市场供求关系、环境资源条件以及国际竞争关系等。而发展目标选择则可以是：增长速度、强国意愿、福利水平等。在以客观相对关系作为判断准则时，也会涉及发展目标选择，表现为或者更优先于（倾向于）平衡路径或者非平衡路径。而在以发展目标选择为准则时，也必须考虑到各种客观相对关系的平衡性，否则，欲速而不达。
产业结构是否合理也不是简单的静态比例关系，而是一个在动态中体现的过程现象。一定的产业结构有其形成和演变的历史缘由和现实条件。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产业结构的特征和变动趋势是不同的。而且，同各国基于发展目标选择而实施的战略和发展方式以及政治经济体制性质具有密切的关系。
中国现阶段的产业结构是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以及工业化加速时期形成的。在这一时期，中国选择了渐进式改革和级差式发展的路径，将尽快摆脱贫穷落后作为首要目标。因而经济体的各个局部进行体制改革，有先有后，而且，渐进式改革总是配合有各种特殊政策和优惠待遇。所以，经营环境不能保证均等的竞争机会。与之相应的是，经济体的各个局部的发展进程是高度级差化的，即一部分率先发展和先富裕起来，其他部分则只能相随其后。发展过程的这种级差性在产业结构上的表现是，各产业的获利性（利润率）是非常不均衡的，各地区产业发展的政策条件也具有很大差异性。
这样的改革和发展路径决定了，政府在各个局部（产业和地区）之间的竞争中可以大有作为。即地区发展表现为政府提供优惠政策或特殊待遇的攀比，以及差别性产业政策尤其是投资审批制度的诱导作用。享有优惠政策的地区率先发展，得到产业政策推动的产业高速增长。经济资源潮涌式地流向高盈利性行业，推动这类产业喷薄式扩张。其中，政府实施的选择性政策具有顺市场干预即给市场调节加力的性质。这种非均衡的发展道路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但在加大增长的推动力的同时也必然导致更大的结构不平衡。
在这样的体制机制下，中国30多年的工业化具有显著的平推式增长特征，即在具有资源比较优势和政府助推的领域，在扁平的技术层面上大规模投资，大力度招商引资，形成巨大生产能力，快速占领国内外市场。这推动了中国经济在短短二三十年里就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也表现出很大的局限性，即技术层次低、产品差异性小、创新活力弱。企业行为倾向于“争取优惠政策”和占据资源优势，而无心于扎扎实实的技术创新。
在此过程中政府的行为倾向则是在可以平推增长的产业，以优惠政策推动企业进行生产投资，做大规模。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在具有平推空间的产业强力进行招商引资，最大限度地提供低价土地和财税优惠，实际上是以直接或间接补贴的方式，助力平推式产业增长。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平推式增长扩大了产出规模，也导致了潮涌式产能过剩现象。政府给市场顺向加力，创造了经济业绩，同时也往往“好事做过头”，鼓励和补贴了难以被市场消化的产能。当产业不平衡现象凸显时，政府又总是期望采取直接的调控手段来扭转产业失衡，鼓励一些产业，限制一些产业，以至采取行政性手段强制淘汰落后产能。病情严重时当然不得不下猛药，但是，吃药毕竟不是实现体魄健康的主要手段。产业结构的形成和演变如同生命体，是一个有机演进过程，是难以用机械式的装卸手段到达健康状态的。
三、现阶段中国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战略方向
依据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到，中国产业结构的现状有其深刻成因。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不是简单地调整各分类部分的比例就可以完成，而是一个类似生态圈那样的流变和演替过程。具有多样化、变化活力和适应性强的产业结构才能实现动态优化。我国产业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表现为过度的同质性和单调化：产品同质、产业同构、园区同形、城市建设缺乏特点。同质和单调的产业必然是低附加值和产能过剩。另一方面中国产业结构具有明显的人为安排的板块特征，缺乏有机体的活性适应力。因此，产业结构调整，决不能以抑制个体活力为代价而人为追求统计数字的比例目标。
从根本上说，只有当渐进式改革完成其历史使命，级差式发展路径转变为均衡路径，政府作用转向创造公平竞争和机会均等的环境而不是实施差别待遇时，产业结构变动才可能真正走上平衡协调发展的路径。客观说，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离这一时期尚有一段距离。所以，产业结构的较大不均衡性，仍然会持续一段时期。但是，这决不是说当前对解决和缓解产业结构不平衡现象是无可作为的。相反，深刻认识产业结构变动的客观规律和当前产业结构状况的基本性质，采取更为科学有效的调控方式，是完全可以取得积极效果的。
第一，要认识到，必须从平推式工业化转向立体式工业化道路，才能走向产业结构相对平衡和不断优化升级的发展路径。所谓立体式工业化，就是各个领域向着绿色化、精致化、高端化的产业制高点攀登，形成各产业向上发展的差异化竞争态势，从单纯追求规模扩张转向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产业深化。为此，要逐渐弱化直至取消各种歧视性的产业政策，无论是传统产业还是高技术产业或新兴产业，都应有在平等竞争中实现技术创新的空间。
第二，政府经济政策的性质要逐渐从倾向于给优惠待遇，转向营造公平竞争的秩序和政策环境。尤其是必须规范地区之间的竞争秩序，减少以至禁止导致不公平竞争的政府补贴行为。现在，国际上对中国产品实施反倾销、反补贴的案件越来越多，我们不能只是指责外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也应认识到中国产业发展中确实存在的歧视性补贴现象，这不仅授人以柄，而且成为导致产业结构失衡（尤其是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将主要着力点放在完善市场机制上，主要依靠企业公平竞争的市场行为，趋近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产业结构调整的关注点不应是统计上的数字比例，更不应为了追求统计数字上的产业结构升级，政府就急于以选择赢家的行政性干预方式代替市场公平竞争的选择机制。实践证明，采取非市场的行政性手段无法达到产业结构调整的预期目标的。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方向应是构建有助于产业结构优化的体制机制。
第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避免平推工业化的思路和行为。如果说在一些成熟产业领域仍然存在一定的平推式增长的空间，那么，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绝无平推增长的前途。前几年，一些地区以平推增长的方式，高强度补贴所谓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已经导致了严重的产能过剩现象，付出了极大代价。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是核心技术突破、完善制度建设和培育新兴市场。由于新兴产业的特点之一是技术路线的不确定性和投资的高风险性，世界新兴产业的发展方向和路径是通过不同技术路线间的竞争而确定的，政府不能主观地认定具体新兴产业未来的主流技术路线，就采取强力补贴方式扩展生产能力。而是必须高度重视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路线的研究，允许企业通过自主技术创新，选择和优化技术路线，并在国际竞争中适应和确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方向。为此，不仅要把握技术创新的未来方向，更要科学认识和判断现阶段产业结构变动的走势，尤其是要关注美国等发达国家发展新兴产业的动向和技术路线选择。
第五，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中，一定好避免政府“好事做过头”现象。实际上，许多产业失衡现象原本就是由政府好事做过头而产生，例如，过度补贴招商引资；一些投资项目“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如果仍然沿用老思路来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即使有幸能解决一个问题，也必然又会产生新的问题。所以，政府调整产业结构的政策力度必须适当，不可急于求成，矫枉过正。
六，产业结构不平衡的表现是同宏观经济的景气度相关的，经济景气时，产业结构不平衡不 协调的问题可能不突出；而经济衰退时，产业结构不平衡不协调的现象会非常突出。一般来说，不平衡、不协调现象更多产生短期压力，而不可持续性则是长期压力。产业结构调整的眼界应更具长远性，将可持续性即长久的产业国际竞争力作为重点战略目标，才能把握产业结构调整的正确方向。
北欧国家为什么具有很强的产业竞争力
瑞典、挪威是人均GDP居世界最前列的国家。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的数据，瑞典人均GDP达到47667美元，挪威更是高达84543美元。如此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而且长期实行高标准的福利社会制度，工资高，就业率高，税收高，福利高，收入均等化程度高，但其产业仍然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特别是，她们多有重大技术创新，对世界产业升级具有积极影响。OECD的一份研究报告也曾说，关于技术创新有个“挪威之谜”（Norway puzzle）。挪威的R&D支出并不高，但产业效率（劳动生产率）提高很快；传统产业（石油、天然气、渔业、制造业等）仍然占有不低的比重，但整个国家产业竞争力却很强，实体产业发展仍然充满活力。在与瑞典、挪威两国学者和政府及公共部门官员的交流中，至少有以下一些方面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
第一，重视创新，但政府并不刻意直接扶持哪个产业，产业结构尊重市场竞争的选择。他们认为产业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多方面，除了R&D驱动（driven）之外，还有市场驱动、消费者驱动、竞争力驱动（为增强现存产业竞争力而创新）。
第二，鼓励企业进行研发活动，但对所有产业（传统产业和新产业）中的所有企业（大中小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例如，各类企业凡进行研发投资均可以获得税收减免。
第三，重视新兴产业，但也绝不轻视传统产业。尤其是，他们非常重视现有产业的技术创新，主张传统产业与新产业的融合。实际上就是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传统产业在国际市场中更强的竞争力，例如挪威特别重视石油天然气产业的技术创新，运用高技术，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减少其对环境的不利影响，持续保持优势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四，把技术创新视为各领域的综合问题，而不仅仅是科技和产业部门的专业问题。许多涉及创新的机构，都是由中央和地方的多个部门共同组成，涉及产业创新的政策也都有各方面合作实行。
尽管中国与北欧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国情条件有很大的差别，但是，经济发达的北欧国家的经验仍然对中国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产业技术创新必须立足于现实国情，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不可急于求成，更不要见异思迁。即使要实现“跨越式发展”（这是今天的中国人特别喜欢说得话），也必须脚踏实地。首先站稳，然后再跑。站得越稳，跑得才越快。
最近，无锡尚德的破产就是中国发展所谓战略性新兴产业过程中的一个惨痛的教训。
四、怎样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以扩大国内市场应用，重要关键技术攻关为重点，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康发展。”这抓住了当前中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要害。
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技术尚不成熟的性质，在同替代性产业的竞争中，其技术优越性和经济合理性还有待于提高，才能具有市场竞争力。也就是说，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必须跨过两道“门槛”。一是技术门槛，一是经济门槛。而经济门槛有又两个台阶，一个台阶是新兴产业必须实现其自身的效益为正，即新兴产业产品的收益应高于其成本，在市场上表现为不需政府补贴，新兴产业的产品生产者按市场竞争价格销售产品可以不亏损。另一个台阶是，新兴产业的产品同其替代的传统产业产品相比，经济性更高，即在市场上表现为，不需政府补贴新兴产业生产者按市场价格销售产品可以获得不低于甚至明显高于其竞争产业的盈利。
很显然，之所以称为“新兴产业”，就是因为整个产业在总体上还没有跨过上述的两道门槛。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未来的乐观前景，而且，其资源技术性质具有正外部性，例如采用可再生资源、有利于环境保护等，所以，尽管没有跨过经济门槛，但为了支持其发展，政府可以提供补贴（生产补贴或消费补贴）的方式使其具有市场实现能力，即可以销售出其产品。简言之，战略性新兴产业通常是在一定发展阶段上须补贴的产业。
问题是，补贴也必须是有来源的，无非三个来源：一是生产者补贴，即生产者少获利润或承担亏损；二是消费者补贴，即提高产品价格让消费者承担成本；三是纳税人补贴即政府以减免税费或者直接给予资金或其他补贴的方式承担成本。如果以前两个补贴来源的方式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显然会降低新兴产业产品的竞争力。所以，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补贴方式往往更趋向于第三种补贴来源。
政府以纳税人的税款补贴新兴产业，可以是补贴生产方，也可以是补贴消费方。两种方式的市场效果是不同的。以太阳能光伏产业为例，欧洲等发达国家主要采取补贴消费方的方式，我国则主要采取补贴生产方的方式。因此，太阳能发电的市场主要在欧洲等发达国家；而中国的太阳能光伏产业则发展迅猛。问题是，补贴总是有限的，尤其是当欧洲经济不振，财政状况吃紧时，无力提高财政补贴以维持光伏装机市场的需求增长，因此，必然会对中国光伏产品进行进口贸易限制。而且很容易找到中国企业获得政府生产性补贴的证据，实行贸易保护措施。这样，中国光伏产业的海外市场骤然缩小，而生产能力却急速增长。结果可想而知，一定是产能过剩，企业亏损，整个行业遭受极大的困难。
可见，解决之道必须是如《政府工作报告》所说的“扩大国内市场应用”。那么，如何才能有效地扩大国内市场应用呢？可以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对新兴产业产品的使用方进行消费补贴。另一种思路是强制性规定消费方必须使用或者搭配使用新兴产业产品，例如规定用电方（电网公司）必须以国家规定的价格购买太阳能或风能等新能源电能。这实质上是以消费方补贴的方式扩大新兴产业产品的国内市场。在一定限度内，即在消费方的财务可承受的限度内，以及在消费需求弹性较小的前提下（使用性-价比较低的新兴产业产品，不会显著减少对产品的需求量），以这样的方式扩大国内市场是可行的。
以上关于扩大国内市场应用的讨论，是基于比较静态的分析方法。而从更加根本和更加长远的角度来看，还是要最终实现上文所说的，让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从实质上跨过技术和经济的两道门槛。而这两道门槛中，更具根本性的是第一道门槛。第二道门槛实质上是第一道门槛的市场表现。也就是说，战略性新兴产业能否健康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能否实现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的创新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竞争力，归根结底取决于在技术上能否具有高于或者至少是不低于传统产业的优越性。通俗说就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可以提供技术上优于传统产业，经济上更有效率，因而是可以让消费方获得更高价值的产品，从而证明其是可以替代传统产业成为新的支柱性产业的“好产品”。而不再是必须依靠各种补贴或强制才能让消费方勉强接受的“搭配品”。
因此，如《政府工作报告》所说，要将“重要关键技术攻关”作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之一。那么，谁来进行关键技术攻关？怎样进行关键技术攻关呢？首先要看关键技术是属于哪一层面。对于基础科学层面的关键技术问题，当然主要应由政府或其他公共性机构以公共资金为主进行研究投入，因为这样的关键技术基本上属于公共品。如果是应用性共性技术，则主要应由政府与企业以及公有和民间的研究机构联合进行攻关，即以产学研合作的方式进行研究开发。其中，政府资助的研究机构，例如国家实验室等，可以发挥主要的技术攻关职能，承担最紧迫的共性关键技术的突破任务。如果是产业发展层面的关键技术，则应以企业为主进行攻关，当然，政府也应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援助，但是，这种支持和援助应以不破坏企业间的公平竞争为前提，即不应给一些企业“吃偏饭”。因为，歧视性的技术补贴表面上可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实际上却会因为妨碍了公平竞争而从根本上破坏技术进步的有效机制。而到了具体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层面，则完全是企业自己的事情，政府更没有必要也不应该介入，原则上说，凡公共性的资源均不应该投入这样的领域，以避免导致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破坏。
从以上的讨论中我们自然会得出一个推论：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最重要的是必须建立和完善体制机制。第一是要有一个公平有效的补贴机制，实际上就是合理的成本分摊机制，使全社会共同承担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代价，同时又具有支付这种成本的激励相容机制。第二是要有支持技术创新的有效体制机制，使得政府、企业、高校及各类研究机构，都能在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过程中发挥各自的积极作用。第三是要有维护企业公平竞争的体制机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生成和发展，直至成为支柱性产业，归根结底是企业竞争的结果，是市场倒逼机制促进优胜劣汰的结果。第四是要有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实质上是一系列技术创新的过程，只有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才能维护技术创新的持续性动力机制。第五要有有效和国际合作机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生成和发展是一个国际现象，是各国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在体制机制上如何促进国际合作和有效竞争，包括科学研究合作、技术攻关合作、企业研发合作等，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当然，关于怎样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上述讨论还只是集中于对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直接相关的方面。实际上，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一个全社会性的综合问题。可以说，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都同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例如，教育科研、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甚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防等，都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所以，切不要以为只要少数一些部门和企业重视和参与，就可以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就同工业化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物质技术过程，而是一个国家的现代文明进程一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也不仅仅是单纯的技术进步过程，而是一个国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更高发展阶段。它必然伴随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社会观念的重大变化。当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为全社会的支柱产业时，我们将会在另一种社会环境中生存，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产业组织方式甚至社会组织方式都将发生根本性改变，有人称之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前瞻性认识，以科学的态度和方式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健康发展。
金碚简介
金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现任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经营报》社社长、《中国工业经济》、《经济管理》和《中国经济学人》（China Economist 英文·双月刊）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同时担任中国区域经济学会理事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报业管理专家顾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管理专家委员会委员、《区域经济评论》编委会主任、中国开发区协会高级顾问等。主要研究领域：产业经济学、工业化与发展经济学、企业理论与实践等。出版学术著作40多部。获全国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著作奖、中国图书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等20多项国家级和部级优秀成果奖，并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全国优秀留学回国人员”、“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优秀博士学位获得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岗位先进个人”等多项个人荣誉视。
2012年5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和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进行了第33次集体学习。胡锦涛总书记主持学习。金碚进行讲解，并谈了他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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